谁为你为我造一道桥 让我沿桥走入你心 让你沿桥走入我心

电召车司机“疫路”所见——“我确诊了,你介意载我吗?”

受访:伍嘉荣弟兄(电召车司机)
采访、整理:锦燕

图源:unsplash@romssay

从疫情开始至今,许多人的生活形态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;很多人失业,只能转行。 伍嘉荣弟兄就是在去年9月转行当电召司机的。可即使是电召司机,竞争也挺大;他早在7月就申请,但报考者大排长龙,等了很久才拿到执照,9月开工。

“目前这工作的风险的确蛮大,但从另一个角度想,也不比那些前线人员如:医护、警察、军人来得大,难道都可以因为怕风险就不干吗?而且从现实考量,选择并不多;很多行业和生意都已经面临极大亏损,甚至做不下去,但电召车服务还是有基本需求的。虽然因为疫情动荡,司机的收入浮动不定,但仍未到没工开的地步,总是能维持基本生活,不至于饿饭。而在这个时候,对生活的要求只能随环境调整,能有衣有食,就当知足感恩了。”

▋电召车基本防疫措施?从摇下车窗到透明塑胶隔开前后座……

嘉荣谈起在这差不多一年里,跟新冠最亲密的一次接触:“有一段时期,我每天晚上都在同一时间、地点载送三名在商场工作的外籍人士,持续了两个月。直到有一天,其中一人打电话告诉我不用去载他们了,因为整个商场有许多人确诊,要关闭10天;而他们三人中有两个己经是阳性。我当时吓了一跳,有点冒汗。”

在严峻时期,SOP限定电召车只能载一名乘客,也是对司机的保护。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电召系统付费,只有少数付现。每次收到钞票,嘉荣都会喷酒精消毒,车上也预备洗手用的酒精凝胶。他会要求乘客严守SOP:戴口罩、消毒以及扫瞄MySejahtera。有些司机会在前座与后座之间用透明塑胶隔开,以策安全,但这样一来,后座就会很闷热。


最近公司又颁发了一个新指令,就是时时打开车窗,让空气流通,减少病毒滞留车内的可能性,一般乘客对此也无异议,甚至更觉安心——对比病毒的可怕,短时间的闷热还是比较可接受的。

“我确诊,你介意载我吗?”

嘉荣提到面子书有很多电召司机群组,他参与了好几个,有些是马来人居多,有些是华人居多。同一个司机分享的同一事件,在不同群组却会有很不同的反应。普遍上华人司机比较谨小慎微,当疫情益发严重时,他们有的会暂休一段时间避风头;但马来司机多半继续照常出车。


近期他们讨论的其中一个话题是:很多确诊者等不到救护车,家人又不方便,只好召车载送。他们一般不会坦诚自己是确诊者,但也有人召车后,传信给司机说:“我检测阳性,你介意载我吗?”司机在群里提起这事,引起了讨论。


“有的司机防卫心较重,坦言拒载;有的则不介意,他们把自己看成是‘前线人员’(frontliner),而这当中好些是马来司机。他们认为,既然选择成为电召司机,接触阳性病患是无可避免的,这也是自己服务职责的一部份,无可推托。我也对此认同。


“但由于这期间,太多人涌进这个行业,以致司机的素质参差不齐,有些人抱着过客心理,并不认真看待工作。有一个Grab food司机,坚决不肯把食物送上楼。但顾客是正在隔离的确诊患者,他和家人都不应踏出家门到楼下取食物。其实司机只需把食物放到顾客门前的箱子里,无需接触病患,顶多在安全距离外打个招呼,确认收货即可。但司机却还是把食物放在顾客的信箱上就走了。这很不合情理。因为对方在电召时点选的服务是送到门前,这名司机并没有好好执行他的任务。”

▋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,都要尽忠职守

嘉荣认为,不管乘客是不是确诊,只要遵守SOP:口罩、消毒、扫瞄三部曲,他就没有拒载的理由。只有当他们不愿遵守SOP,才会把对方列入拒载的黑名单。他知道,当确诊者求助无门,无人肯载的时候,他的服务能给予一些帮助;特别当患者经过多番挣扎坦白告知,而司机仍然肯载,心中会倍感安慰。


他也曾载过一些已经痊愈转阴性的患者,以及在酒店隔离14天后的乘客;而在召车时坦承自己阳性的就没遇过。他说:“看目前这个情况,一般人都很难做到完全与病毒环境隔离,更何况身为电召车司机?不论是不是基督徒,在工作上都应该尽忠职守。而公司也规定司机不能拒载,除非对方不守SOP。”

伍嘉荣认为,只要乘客严守SOP,就没有拒载理由。

▋“好撒玛利亚人”新形式?——如果可以组织随时服务病患的车队

嘉荣也谈起路上见闻:“早些时候,我常常见到救护车到某住宅区载人,救护人员‘全副武装’严阵以待;而看起来还属轻症的确诊者就载着口罩,拿着行李像是去旅行那样自己上救护车。但近几个月的情势大不相同了,大概只有重症者或病逝者有救护车载送;不那么严重的确诊者,不论是去医院、评估中心或隔离中心,都只能自己想办法。”


由于疫情严重,救护车系统不堪重负,一些患者求助无门。他提起前阵子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(马圣)有数十名学生与同工确诊,但因为地点偏远,要找人运送物资不容易。由于李院长认识嘉荣,便找上了他。他除了载送物资到马圣,也送过一名痊愈并隔离完毕的中国神学生到机场。


最后,他提出一个念想:“我希望一些有经济能力的教会或弟兄姐妹,能合作成立一个简单的后援组织,把基督徒司机或志愿者召聚起来,成为一个可以随时服务病患的车队。后援团可以为车队预备一些基本装备如防护服、消毒设备、手套、加强版口罩等等,来服侍有需要的患者。因为司机的收入有限,根本没有能力置办这些。平时,司机可以照常载客,但有必要载送患者的时候,可以到后援处领取‘全副武装’才上路。有了更完善的防护设备,患者和司机都可更加安心。若遇到患者经济上有困难,后援组织也可代付车资;若有基督徒医护人员在当中提供防护的咨询,加强司机的自保意识和能力,就更加妥善了。”


他觉得,在目前的情境,这样一个组织,也不失为教会对社会一项很实际的服务,是在派送粮食以外,另一个效法“好撒马利亚人”的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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