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岁时我就有了自己的“烤炉”，也做了第一个“磅蛋糕”。
有一天我想做牛油蛋糕。父亲就买了金桶牛油给我。他帮我制作了一个烤炉。他把一个生油桶打横放，在顶部两寸的地方剪开。他把桶的边沿捶打至没有利口。在底下那个容器里，他帮我装了两三寸厚的黄泥，黄泥上他安装了五枝铁条，旁边还开了一个小窗，让炉灰可以从那里扫出来，空气也可以从那里进去。
他翻转割开来的上部，在两旁钻了四个孔洞，安装了铁线做把手。
于是全家人一同享用这原始烤炉生产的第一个磅蛋糕。配着母亲自己炒的咖啡豆研磨出来的香浓咖啡。
家里买不起书柜书台。父亲就用木箱板为我们兄弟姐妹各做了一个 ，加上一张书台，上面有个放书的架子，台底下还有几层格子，可以放书。他让每个孩子有自己的书台，做功课与温习时，个人有自己的空间，隐私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字典。这些工具书就摆放在书台的架子上，要用时很顺手。
在那个叫做大山背的农村，识字的人不多，家里有书台的人家大概只有一两家。我们是其中一家，这个爸爸牌书台陪伴我至高中，之后好几年，还是用它。
初上中学时，附近只有我一人考上政府中学。每天大清早要走40分钟的路去乘公车上学。若错过了第一班车，就会迟到，所以每天清晨五时三十分左右就要出门赶路。朦朦胧胧的路 ，没人陪伴，我总是孤零零的走。
亲制防卫小刀
父亲特地为我打造了一把五寸长的尖刀让我自卫。他买来五寸长铁钉，放在炭火上烧 红，然后用一把铁锤敲打，再用冷水冷却，之后再烧红再敲打，直至成为一把精致的小尖刀。他叫我把小尖刀隐藏在帆布书包的边角地方 ，要用时，一伸手就可得。这把尖刀陪伴我六年，始终没有用过。
六年的平安。我很感恩上帝的保守，还有父亲的关爱。
我六七岁起，父亲离家工作，两个月才回家一次，每次都回来八天。不在家时，他都写家书。回来他总会查考我们的功课，尤其是作文，每一篇都读过。
他还用浅红墨水在九宫格里用毛笔写了好多字，让我们用黑墨水在上面描摹。他离家时描红本堆得高高的，我们可以写到他下一次回家。当年市面上并没有描红本 。我家就有——爸爸版的描红本。
念一年级时我写的字歪七扭八，父亲也是亲自用铅笔轻轻的在大方格习字本上，每一页写上整百个字，每个字都端端正正的。他写了好大一叠的习字本 让我描。
我离家升学，父亲每个月都会写家书给我，谈家中的琐事，总要吩咐我在外要小心照顾自己。
父亲六岁就成为孤儿，伯父比他大一岁。小时家里贫穷。祖母欠了债，躲在亲友家，债主上门，连家里祖辈留下来的橱柜、桌椅、睡床、锅瓢碗勺都搬了去。连睡觉的床都没了，也没吃的，夜里，兄弟俩躲在黑暗的家中哭泣。
怜悯孤寡者
所以他对孤寡的人特别有爱心。少年时，我家后边有个七八十岁，独居的加达烟族老寡妇。父亲总是时不时给她一些食品。开斋节时，还另外给她白糖、面粉、美禄、鸡蛋、纱笼布。我母亲就说：“都不见她的族人接济她，我们自己也没钱，你干嘛要接济她？”父亲就说：“孤寡可怜，不分种族。看到了，就分点食物给她吧。”
父亲在一个叫做峇功的地方工作。那里有座长屋烧毁了。在政府救济长屋居民前，父亲就先买了米和江鱼仔分给他们。他说政府的救济要一两天才到，这一两天，居民就没得吃，我尽一点心。
我一岁的时候罹患小儿麻痹症，几乎死去。生病的后遗症就是左手臂与右腿萎缩，神经无力，所以行动不良，左手不但握东西无力，也不会做细腻的动作。父亲叫我每天要提一桶水，从屋前提到屋后，不断重复，至到累了为止。而且，他让我与其他兄姐做同样的家事，不让我觉得自己与他人有什么不一样。
当年的医疗非常落后，并无物理治疗什么的。父亲的方子，让我成长的年日，极少朋友与同学知道我曾经是小儿麻痹症患者。因为心理上与生理上我都适应得很好。
——父亲不苟言笑，他从不曾对儿女说过他爱我们。
《挺直了我人生的高度》
论到父亲，大家大概都会想到山。高大而巍峨，是靠山；可能也是“望而生畏，不敢攀登”——尤其是上一代的父亲。在那个民生困难的年代，一般上孩子又多，负担沉重，人人几乎筋疲力尽，若还要求“肩负万钧重量，背挡千层风浪”的人温柔细致，好像也强人所难。
当然也有天性温顺一点的，但大多也倾向沉默，我们看以前的小学生作文，写到爸爸，好像也很少有能言善道，或放工后给你讲故事教你写书法的。当然当年教育不普及，他们也说不出什么很大的道理。爸爸们就是一味埋头用自己的方法付出爱，然后等你“用心才能体会”。
故事里的爸爸真是个异数，他不苟言笑，却相当全面，考量周全。佩珊说，我很小就知道什么叫做隐私权。在我十岁时从一个叫做丹容里望的小镇搬迁到美里城市周边的农村，搬迁前与好朋友约定要互相通信，就用彼此学校的地址。有一次有人撕开我的信来读，被父亲知道了，责备了一顿。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做隐私权：不可偷看他人的书信，日记，不可宣扬他人的秘密——所以在我们家，即使是兄弟姐妹，都不可窥探他人的秘密。
他也成功让一个罹患小儿麻痹症的女儿“生理及心理都适应得很好”——套句话说：“挺直了我人生的高度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