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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听,我看,我写——上帝绵延不绝的救赎故事

文:黄伟恩

用文字书写的起点

我是从大学时开始书写。那时候女友(如今的妻)文爱在澳洲留学,我在马来西亚。那是一个没有电邮,没有短讯,没有社交媒体的年代,我俩要保持联系,就只有写信。那四年,我们常常写信,像写日记般的天天写。我把所看见、听见的,我的感受、心情都写进信里;她也一样。写足了七天,就把厚重的信,塞进信封,投进邮箱里。如此四年,我俩写了两个箱子的信。两个箱子似乎装不了太多东西,但信里记载的许多故事却跨越印度洋,把两个大洲,两个国家,两个城市,两种文化,两个校园,两个信仰群体,两个人的故事联系起来了;那是再多的箱子都装不完的。
我想我的写作习惯就是从那时候不经意地开始了。我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,我是为了让爱情保温而写作,我是为了有故事而写作,也为了故事有人听,有人为之动容、动心而写作,我是为了听故事而写作,虽然当时仅有文爱一个人,但那已足矣。
或许是从那时候开始,上帝开始耐心地牵引我进入写作的世界。我求上帝把我迟钝的心换了,给我一颗细腻敏锐的心;我求上帝为我肉身的眼目,添上心灵的翅膀,可以翱翔在人的心灵世界里,用心把故事写出来,就像我用心为文爱写故事一样。我开始写故事,上帝也开始赐下故事。

沉浸在上帝的救赎故事

人都喜欢故事。我们当中许多人是在百听不厌的童话故事中长大的。童话故事最常出现的就是救赎的主题:灰姑娘成为王妃;被巫师咒诅沉睡的白雪公主因王子的一吻而焕然醒起;被禁锢在高塔的长发姑娘——乐佩公主从攀墙而上的王子眼里,看见了真实的自己而走出了高塔。这些都是“救赎”的故事。
救赎——从患难中,从捆绑中,从困顿中,从迷失中,从死亡中得救赎。这是潜藏在人心里的渴望。或许在人模糊的记忆里常有失乐园的记忆——乐园里那棵生命树,还有在天起凉风时,上帝与人在园里散步的甜美记忆常叫人动容。所以人渴望救赎,渴望回到那乐园。
救赎是上帝的故事,祂用了绵延两千年,在不同的文化,不同的人群,不同的处境里说故事。上帝的救赎故事也让我们看到:人因背弃上帝而堕落,陷入困境;在困境中,上帝亲自俯身救赎,把人牵引回到那失去的园子——那常叫人魂牵梦萦,却不晓得回路的园子。上帝最大、最美的救赎故事,是圣子“道成肉身”进入人类历史的故事,叫上帝的救赎故事变得更为有血有肉,有声音、有触感、有实感、有情感……贴近尘土的我们。

以心灵书写故事中的“人”

我喜欢写人。上帝的救赎故事里,对象就是人;而上帝救赎故事的媒介,是道成为人的耶稣基督,还有许多蒙召像他们所跟随的基督一样,走向他人,进入他人的生命里,宣扬上帝救赎故事的无名者。
这些年,我写了不少匿名宣教士的故事。从一百多年前到今天,他们的故事都与上帝的救赎故事紧紧相连;如果没有人写,他们的故事就只会藏在尘封的旧档案里。记得13年前,当我为文桥写《铁刺网内花盛开》这本书时,曾经在海外基督使团新加坡总部的档案室内,翻阅了许多陈旧的档案和刊物;文件都是实体的,有触感,有重量。翻卷的声音,在寂静的档案室内啪啪响起,翻卷掀起的微风,也把纸张陈旧古朴的味道轻轻地弥散开了。
在50年代和60年代,就有大约150位内地会宣教士在西马一百多个华人新村服事。当年初建的华人新村,其实就是“集中营”——把许多在锡矿场和橡胶园工作,近50万华人迁移到用铁丝网围起来的新村,以防他们暗中资助马来亚共产党。每一个新村都有军人监视,也有宵禁。有一份档案记录了这群宣教士的名字,以及他们所服事的工场:Betty Laing, Phyllis Day, Margaret Holland, Amy Moore,Don Fleming, Dr Pearce, Maud Hullah, David Day, Percy King, Ken Price, Harold Wik, Peter Murray, Winnie Rand, Rose Mary Hill, George & Dorothy Tarrant, Douglas Sadler, Irene Neville……
这些人是谁?我们当中有谁听过他们的名字?他们在哪些地方工作呢? Bentong, Batu Anam, Buloh Kasah, Bukit Siput, Cha’ah, Rengam, Ringlet, Sang Lee, Karak, Kemayan, Lubok Tamang, Triang, Temerloh,Pandan Maram……这班人都像种子般撒在新村华人当中,也埋在当中,却结出许多子粒来。马来西亚70年代华人教会的传道人当中,有不少是来自新村教会的弟兄姐妹;这是马来西亚华人教会所遗忘的故事,我盼望我记录的故事填补了这一段空白。
我也曾从旧档案、旧刊物中,回到一百多年前的中国。那时候有许多西方来的大脚姑娘,走进中国山西缠脚姑娘的故事里。纵然面对许多挑战,上帝却容许她们走了许多路,接触了许多人,建立了许多人的生命。也有许多大脚却无法走更长的路,也无法做更多的工;在她们生命最灿烂的时候,上帝让她们效法祂的儿子,走上了十字架的路。在义和团事件中,一位殉道的女宣教士在她最后一封信中写道:“我不会后悔来到中国,但是我很亏欠,因为我做得太少了。”一位母亲在义和团事件中失去了怀里的婴孩,自己也在长途跋涉的逃亡中失去了生命。在垂危中,她轻声在她丈夫的耳旁说:“我希望我还能够活下来。我希望我还能够回去,告诉我所亲爱的人更多关于耶稣的事情。”她们的步伐看似戛然而止,她们的故事不长,但她们的脚踪却永远留在山西,也永远烙印在山西人的心坎上。这一双双大脚,在全能和慈爱上帝的牵引下,成为了美丽的脚,用信、用望、用爱留下了足迹。我盼望我所记录的故事,让信望爱活现了。
我也曾经坐在许多宣教士面前,安静聆听故事,然后把故事记载下来。我记得许多年前一个午后,我坐在80高龄的胡理纯牧师面前,聆听他与妻子芳琳多年在印尼加里曼丹三口洋服事华人的故事。那几天,他老远地从南非途经吉隆坡,多次转机到三口洋去,为的是完成妻子的遗愿,把她的骨灰埋在三口洋,与他们所爱的土地和人群在一起。那一趟三口洋之行后,他也回天家了。我听了他们的故事,写了他们的故事。感恩!
求神让我继续成为有故事的人,也常常聆听别人的故事,走进别人的故事,继续写故事;也邀请人走进故事里,在有声音,有颜色,有触感,有动感,有感情的世界里,生命被触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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