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：黄伟恩
用文字书写的起点
我是从大学时开始书写。那时候女友（如今的妻）文爱在澳洲留学，我在马来西亚。那是一个没有电邮，没有短讯，没有社交媒体的年代，我俩要保持联系，就只有写信。那四年，我们常常写信，像写日记般的天天写。我把所看见、听见的，我的感受、心情都写进信里；她也一样。写足了七天，就把厚重的信，塞进信封，投进邮箱里。如此四年，我俩写了两个箱子的信。两个箱子似乎装不了太多东西，但信里记载的许多故事却跨越印度洋，把两个大洲，两个国家，两个城市，两种文化，两个校园，两个信仰群体，两个人的故事联系起来了；那是再多的箱子都装不完的。
我想我的写作习惯就是从那时候不经意地开始了。我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，我是为了让爱情保温而写作，我是为了有故事而写作，也为了故事有人听，有人为之动容、动心而写作，我是为了听故事而写作，虽然当时仅有文爱一个人，但那已足矣。
或许是从那时候开始，上帝开始耐心地牵引我进入写作的世界。我求上帝把我迟钝的心换了，给我一颗细腻敏锐的心；我求上帝为我肉身的眼目，添上心灵的翅膀，可以翱翔在人的心灵世界里，用心把故事写出来，就像我用心为文爱写故事一样。我开始写故事，上帝也开始赐下故事。
沉浸在上帝的救赎故事
人都喜欢故事。我们当中许多人是在百听不厌的童话故事中长大的。童话故事最常出现的就是救赎的主题：灰姑娘成为王妃；被巫师咒诅沉睡的白雪公主因王子的一吻而焕然醒起；被禁锢在高塔的长发姑娘——乐佩公主从攀墙而上的王子眼里，看见了真实的自己而走出了高塔。这些都是“救赎”的故事。
救赎——从患难中，从捆绑中，从困顿中，从迷失中，从死亡中得救赎。这是潜藏在人心里的渴望。或许在人模糊的记忆里常有失乐园的记忆——乐园里那棵生命树，还有在天起凉风时，上帝与人在园里散步的甜美记忆常叫人动容。所以人渴望救赎，渴望回到那乐园。
救赎是上帝的故事，祂用了绵延两千年，在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人群，不同的处境里说故事。上帝的救赎故事也让我们看到：人因背弃上帝而堕落，陷入困境；在困境中，上帝亲自俯身救赎，把人牵引回到那失去的园子——那常叫人魂牵梦萦，却不晓得回路的园子。上帝最大、最美的救赎故事，是圣子“道成肉身”进入人类历史的故事，叫上帝的救赎故事变得更为有血有肉，有声音、有触感、有实感、有情感……贴近尘土的我们。
以心灵书写故事中的“人”
我喜欢写人。上帝的救赎故事里，对象就是人；而上帝救赎故事的媒介，是道成为人的耶稣基督，还有许多蒙召像他们所跟随的基督一样，走向他人，进入他人的生命里，宣扬上帝救赎故事的无名者。
这些年，我写了不少匿名宣教士的故事。从一百多年前到今天，他们的故事都与上帝的救赎故事紧紧相连；如果没有人写，他们的故事就只会藏在尘封的旧档案里。记得13年前，当我为文桥写《铁刺网内花盛开》这本书时，曾经在海外基督使团新加坡总部的档案室内，翻阅了许多陈旧的档案和刊物；文件都是实体的，有触感，有重量。翻卷的声音，在寂静的档案室内啪啪响起，翻卷掀起的微风，也把纸张陈旧古朴的味道轻轻地弥散开了。
在50年代和60年代，就有大约150位内地会宣教士在西马一百多个华人新村服事。当年初建的华人新村，其实就是“集中营”——把许多在锡矿场和橡胶园工作，近50万华人迁移到用铁丝网围起来的新村，以防他们暗中资助马来亚共产党。每一个新村都有军人监视，也有宵禁。有一份档案记录了这群宣教士的名字，以及他们所服事的工场：Betty Laing, Phyllis Day, Margaret Holland, Amy Moore,Don Fleming, Dr Pearce, Maud Hullah, David Day, Percy King, Ken Price, Harold Wik, Peter Murray, Winnie Rand, Rose Mary Hill, George & Dorothy Tarrant, Douglas Sadler, Irene Neville……
这些人是谁？我们当中有谁听过他们的名字？他们在哪些地方工作呢？ Bentong, Batu Anam, Buloh Kasah, Bukit Siput, Cha’ah, Rengam, Ringlet, Sang Lee, Karak, Kemayan, Lubok Tamang, Triang, Temerloh，Pandan Maram……这班人都像种子般撒在新村华人当中，也埋在当中，却结出许多子粒来。马来西亚70年代华人教会的传道人当中，有不少是来自新村教会的弟兄姐妹；这是马来西亚华人教会所遗忘的故事，我盼望我记录的故事填补了这一段空白。
我也曾从旧档案、旧刊物中，回到一百多年前的中国。那时候有许多西方来的大脚姑娘，走进中国山西缠脚姑娘的故事里。纵然面对许多挑战，上帝却容许她们走了许多路，接触了许多人，建立了许多人的生命。也有许多大脚却无法走更长的路，也无法做更多的工；在她们生命最灿烂的时候，上帝让她们效法祂的儿子，走上了十字架的路。在义和团事件中，一位殉道的女宣教士在她最后一封信中写道：“我不会后悔来到中国，但是我很亏欠，因为我做得太少了。”一位母亲在义和团事件中失去了怀里的婴孩，自己也在长途跋涉的逃亡中失去了生命。在垂危中，她轻声在她丈夫的耳旁说：“我希望我还能够活下来。我希望我还能够回去，告诉我所亲爱的人更多关于耶稣的事情。”她们的步伐看似戛然而止，她们的故事不长，但她们的脚踪却永远留在山西，也永远烙印在山西人的心坎上。这一双双大脚，在全能和慈爱上帝的牵引下，成为了美丽的脚，用信、用望、用爱留下了足迹。我盼望我所记录的故事，让信望爱活现了。
我也曾经坐在许多宣教士面前，安静聆听故事，然后把故事记载下来。我记得许多年前一个午后，我坐在80高龄的胡理纯牧师面前，聆听他与妻子芳琳多年在印尼加里曼丹三口洋服事华人的故事。那几天，他老远地从南非途经吉隆坡，多次转机到三口洋去，为的是完成妻子的遗愿，把她的骨灰埋在三口洋，与他们所爱的土地和人群在一起。那一趟三口洋之行后，他也回天家了。我听了他们的故事，写了他们的故事。感恩！
求神让我继续成为有故事的人，也常常聆听别人的故事，走进别人的故事，继续写故事；也邀请人走进故事里，在有声音，有颜色，有触感，有动感，有感情的世界里，生命被触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