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理：文桥传播中心
黄兼博姐妹安息主怀，享年93岁。她1993年受洗，以后装备、事奉，参与主工。她曾写道：“在那长空遥远处的亮光下，我与家人得以仰望追求。因为知道那里就是我们最新祈望所在处，在恩典中，满怀信心追随亮光的引领前行。”如今，她达到了所盼望处，在这永远的亮光中，与主同乐。
黄兼博姐妹著书多部，今摘录文桥传播中心出版的《兼博人生》片段与大家分享：
黄兼博1929年生；1949年至1984年担任马来西亚电台华文总监、海外广播总监；1986年任马来西亚电影检查局委员。退休后参与教会及社会工作，曾任雪隆华人妇女励志会会长，励志华小董事、西马华福长青团契副主席、西马华福属下“松柏学院”董事、中马圣乐诗班员等。
《与广播连接之初》
我和广播连接，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。那时我一面教书，一面自修，在闲余的时间，没有闲余的钱作消遣，只凭那台老收音机度过了无数寂寞的时光。由收音机传出的广播员声音，无形中都成了精神上的好朋友。一个讲座，一段新闻，一则故事，都不轻易错过。对电台节目爱好，简直到了“入迷”的程度。不知不觉间，对广播的声调、技巧和风格模彷起来。心中对这门工作也产生了无限的羡慕和神往！觉得广播员的声音能超越空间，传播到每一角落，真是神妙伟大！他们不但温暖了很多寂寞的心灵；也传达了很多益智的见闻和知识。
广播是本世纪最有效，最能深入民间的大众传播事业，对群众最能发挥报导、教育和娱乐的效能。对于那些有热忱服务社会的青年，是一种理想和富挑战性的工作。我私下不断地用心收听广播节目，研究各广播技巧、特点、风格等等；也推敲广播话剧的用字、形式等。耳朵在听，嘴里跟着念，就是当自己独自一个人的时候，也会念念有词地模彷广播员的报告，自言自语，“自我广播”。有一次给母亲无意中发现了，各自吓了一跳。我跳是因为不好意思，母亲跳是以为我害了病或是发高烧。后来知道我是向自己“广播”，才放了心！
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这个对广播发生“痴情”的傻大姐，终于有一个机会遇上当年电台华文节目负责人黄先生，他正在找人负责儿童及妇女讲座。我由于平日“自我训练”有素，在麦克风前，居然不会胆怯，第一次试音就顺利及格，当时雀跃之情，今天还清楚记得。由那时起，便在教书和自修之余，在电台兼职，负责儿童、青年以及妇女讲座的撰稿和广播。接着又参加广播话剧演出，又开始尝试写广播话剧。
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，英军光复马来亚后，从日军接收过来一些简陋的广播设备，在安邦路东方大厦五楼建一大一小的广播室，以英、巫、华、印四种语文广播简短节目，总台是设在新加坡。由于设备简单，在吉隆坡播出的节目都由广播室现场播出，只有新闻是转自新加坡总台的。
隆首个广播界全职华裔女子
1953 访问红线女
我客串式地在吉隆坡政府电台兼职两年多，刚刚逢上丽的呼声在吉隆坡设立分台，召征广播员，我“挟”两年多的客串经验去应征，果然被录取了！成为吉隆坡第一个在广播界任全职的华裔女子。在那儿，我工作了整整三年，在这期间，我一直在摸索中、探讨中学习。在广播工作方面略开茅塞，对社会真相，人与人相处这两方面也窥到一点端倪，不再那么天真烂漫、不再那么单纯直率。而这些经验都成为以后推动我求知和求上进的原动力，当初一点委屈，反而化为感谢！
离开丽的呼声，我重投政府电台的怀抱，这一回是永久性全职职员身份回“娘家”来。那时候的吉隆坡分台，广播室设在杨格路卫生部现址，由旧医院病房改建了办公室，二大二小的广播室，此时设备增加，有了录音设备，还有唱片室，控制室等等。由于人手不多，我便有很多机会去尝试制作各种各式的节目，由写稿、做报告员、写话剧、导播、主演、主持乐队、主持联欢、出外及室内访问、主持座谈、做特写等等。
最兴奋的，就是有机会做重要官方仪式的现场报导。政府电台不失为有规模的组织，在行政管理、工作目标方针各方面都比较有条理和上轨道。在这样的组织里服务，可以学的真是太多了！当局特别注重专门技术训练，把电台组织，服务目标、方针和对国家、社会的任务、广播原理、广播技巧、广播机械的操纵，发射节目原理等等，简单扼要地灌输给新的职员。这个好的开始，给了我以后工作不知多少的帮助。也因为这缘故，在我以后领导一个单位的日子里，总坚持新同事接受简单训练之后，才分配工作。
1952年吉隆坡分台花纹节目金钱与兼职艺人合影
一个广播员并不只是需要一副好嗓子而已，他必须体会本身的职责，服务的目标和对象；他必须对世界和本国所发生的事发生兴趣，对时事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发展有起码的认识；他对音乐、文学、戏剧、艺术要有浓厚的兴趣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他必须要有：（一）高度的责任心，不推卸责任，（二）对国家效忠，（三）为服务而奉献，（四）不怕困难，不取巧，（五）不断的上进心——这些成为我以后衡量职员素质的准绳，也是我对我自己自励、自省的准绳。
本文写于1975年，摘自黄兼博女士自传《兼博人生》（文桥传播中心出版），第五章《垦荒传播行列 36载铿锵路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