受访：廖克民（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会长）
1980年代，我在实兆远莫珍歪的青年团契时，听到文桥的编辑杨百合老师在写作营分享，当时甚受感动，于是萌了投入文字行列的心。当时我为自己取了个笔名，叫做“柏子”，松柏耐寒坚韧，以此自勉。
1992-1996年，我在马神读神学，期间常收到《文桥》，《文桥》当时在本地已经是比较学术性，能针对教会议题，以及社会时事课题，切时回应的刊物了。它使我们更了解，教会哪些方面仍有欠缺，需要关注；同时可以从信仰的角度，来看当前社会、公共领域的走向及弊端，而摸到教会与社会之间的脉络，醒觉我们在里头的使命。
这里也必须提一提文桥的另一份刊物《青春路》，内容很能配合教会年轻人的需要。此外我们也有跟文桥搭配，到校园，譬如南华国中办活动。
1990年代，文桥也针对当时首相马哈迪所提出的“2020年宏愿”，连续共办了4场研讨会。台湾《宇宙光》总干事林治平一次在会上发言，犹如暮鼓晨钟，他说：“若我们回顾过去，就会发现教会的影响力遍布在各个领域，无论是哲学、学术、文学、音乐、戏剧、绘画……都有教会的影响力；而今天，我们却从这些被认为‘世俗’的领域撤退了！文化领域对我们来说，完全是一片未得之地，我们应当要思考，如何进到里头去做‘宣教士’。”
那一番话影响我日后的事奉走向——我要在文化的领域里成为一名宣教士！而我这些年在教会里所办的《思源会讯》，以及2002年正式创刊的《思源报》——“思源”名字的由来，是因为宣道堂前面院子有三口井，以前人们都到这里取水喝；这些是过去的历史，但我们饮水要思源，要留住感恩的心。此外是历史文物馆、曼绒社区双九节——好植根社区，重寻教会所扮演的角色。这些都跟当时那一个感动及心志大有关系。而这些年我也陆续写了整10本书，除灵修、教导类的，也有记录教会的事工、课题及活动的，把历史留在文字里。
而跟文字宣教相关的活动，就是办书展及写作营，2008年我们还跟“文桥”“南钟”，在实兆远联办了一场文字讲习营，志在共同培育下一代的作者，为文字宣教尽一份力量。
受访：黄百友（基督教马来西亚长老会第49-50届大会会正）
1991年，因为文桥总干事的专访，我开始接触文桥。后来，我陆续投稿到《文桥》双月刊及福音版，教会也定期收到文桥的刊物及书籍，这是我初信时期灵粮的主要来源。
文桥在1992年，为配合“2020年宏愿”而主办的神学研讨会，帮助我们在整个国家迈向工业化冲击之前醒觉，准备面对挑战。当然，没有人想到28年后的2020，来了个世界性的新冠疫情。但我们人无法预测的事，上帝怜悯，只要我们同样以属灵眼光看待世间万物，就能以不变应万变。
当然，属灵操练也离不开阅读，但一般会众向来阅读意愿不强，也偏向重点式、碎片化，吸收一些二手或三手的讯息——没有底盘，就缺乏前进的动力，以及分辨、选择的能力，这会影响教会的成长。所以我们在门徒训练培训小组鼓励阅读，也要求他们做简报。而每天要读的，除了圣经，就是属灵读物和查经书之类：这包括了文桥出版的书籍和杂志。
受访：黄满兴（圣公会东南亚教省前大主教）
早在1980年代，我们教会的成员就非常需要，并渴望基督教的刊物书籍，特别是在基督教伦理、生活、见证、教导信徒日常交接之道等方面。那时本地还没有此类华文基督教读物，因此，很多人急切等待每两个月才到来的《文桥》杂志。它们就像热销的蛋糕，很快就从柜台被抢一空。有些人甚至带去学校跟同学一起阅读。
我记得有些成员参加了由文桥举办的写作营，回来就帮教会编写季刊；而文桥一些书籍的主题，也用在我们的小组讨论；又有一些会友是文桥出版书籍的定期赞助者。
印象至深的是：每次讲道，通常需要几小时准备，而30-40分钟就能讲完；但之后几乎没有人能保留或记住讲道内容。可是当它们结集成书，就可以超越时空，传达数千人，果效不一样。但现在教会活动渐渐增多，大家的事奉都很密集：小组、祷告会、探访……一轮下来，阅读的时间相对减少；除非是为了预备讲章或分享，资料上的需要，才阅读。
再者时代急速转型，现在纯粹静态的文字，又需要加进一些其它元素，呈现手法要日新月异，譬如加进影音、吸引人的色彩等等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文桥确实是有朝这个方向努力。
受访：王美锺（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院长）
1980年代本地报章开始了福音版，在公共媒体上传讲福音；我那时也在阅读这些文字，就认识了文桥。进一步接触是在1990年，当时文桥与星洲日报联办一个给全国青年，一连3天的生活营——《一个震撼》，我当时有幸成为讲员之一。我觉得那次的讲题——“信仰对生命的震撼与冲击”，确实能帮助年轻一代在动荡变易的世代中抗衡，找到方向，又活出精彩。而文桥的服事，实际上也已渐渐超越了文字——文桥称为“传播中心”，必定也能不断随着时代步伐，以更多元的方式传播。
2003年，文桥也为我出版了《大马教会的觉醒与更新》。20年前，教会还是有一种“政教过度二分化”的倾向，只传真理，忽视社会。后来我们渐渐有了“走入社会”的机构，譬如：Malaysian Care、Crest、El shaddai 、7979 等——而这些更新，都起源于觉醒；因为觉醒，就产生力量。真理是不会过时的，当年书中所提出的“信徒扎根所需付出的代价”“宗教自由、争取宗教土地”等课题，都是我们向来的基要问题与挑战。
在1990年代，文桥举办的《基督教会与2020展望》神学研讨会，关系到2020年这个时间截点，期间的政经文教，意识形态各方面的处境，以及教会对那些课题焦点性的回应。我觉得那是具有先知与前瞻性的，而我们都责无旁贷，是守望把关的人。
2007年，文桥为配合30周年庆，出版了20本纪念丛书，而我也有幸成了特约主编，负责编辑《大马华人教会的宣教事工》——一本充满从主而来，宣教亮光的书。
受访：陈忠登（三路福音堂长老∕马来西亚弟兄会秘书处【CASM】主席）
应该是1980年代初期吧，当时大概是因写作人杨百合、黄子、文采，及文桥所出版的期刊与书籍而认识文桥的。
我在文桥刊登的第一篇文章《医者心路历程》，后来收录在1987年出版的见证集《燃烧》里。1989 年的见证集《走过生命巅峰之后》，也刊登了先母的见证《怀念先母陈罗巧玉》；1990年出版了先母与大姐的见证《敬虔的脚踪》，及1991年出版了《勇士手中的箭》——这些都是我早期的文字，对我的写作生涯，有很大的鼓励。
比较具体与文桥福音版有关的，是80年代的记忆。当时我因着前原道堂长老会的会友、《南洋商报》前主笔陈庆年先生的介绍，加入华社研究中心，从而认识华社文教界的一些文人与领袖。当时感到教会与华人社会脱节，有待改进——教会应该主动参与华人社会，与华人社会建立更良好的关系，因此就加入了身为华社智囊团的华研。
当时的华人社会，佛学与佛教都有蓬勃发展的现象，《南洋商报》已经有“菩提叶”的特版。满怀热忱的马圣陈金狮老师，希望基督信仰也能在公共空间有一席之地，就与黄晋亮弟兄沟通，约见了《南洋商报》的张木钦总编辑，成功争取到福音版“葡萄园”。当时我们也透过李业霖先生，见了《星洲日报》的总编辑刘鉴诠先生，他也答应开设基督教的福音版“生命树”。
因此，西马的两大报章，于1986年的复活节，都开始了福音版。过后透过槟城福音堂的弟兄，即《光华日报》的高级执行员林金龙与谢锡龄长老，见了《光华日报》的负责人，也争取到了“百合花”福音版。这些都可说是基督教文宣史的奇迹。这些文字事工的操作，很自然就由写作团契及文桥来负责了。
回想这段历史，其实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有赖于教会各层面的努力。一些神学家如陈金狮与李健安，在神学院与讲台鼓励教会与信徒投入社会。一些信徒也直接参与华社的不同领域；如黄明志、黄位寅、郑福成与张晓卿都是华团与华教的领导，后者也成为报业巨子；而我本身参与了华研，因此协助华社对教会改观，福音版被报人所接受，也帮助消减了华社对福音抗拒的心态。
受访：王祖祥（马来西亚神召会中文总监）
我于1980年代中学时期，就开始接触文桥及其出版的书籍，它们陪伴我度过初信主的年日。而1990年代在云顶参加文桥主办的写作营，后来我成为《神召之声》的主编，现在仍是这刊物的顾问，这有功于文桥的启发。
2004-2015年期间有机会参与五届宗派历史研讨会；并代表马来西亚神召会分享本宗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。最深刻印象的是：2004年的大马华人教会200年历史研讨会，专题是《马礼逊之宣教策略》，并参与马六甲行。
感谢文桥于2014年帮助本人出版《五旬节再临》一书，成为本宗最全面的中文版大马神召会历史记载。
我觉得文桥在文字∕文献的贡献，除了增加我们的属灵知识、提升阅读风气、提供写作空间、促进教会关系之外，所主办的教会历史研讨会，也让本人因此看重历史的价值和发展。而后来我也在马来西亚东岭神学院教导《简易教会历史》（2005-至今）。
感恩有《文桥》陪伴大马华人的基督徒，让我们得着鼓励、喂养和启发。
受访：张顺权（马来西亚基督教巴色会中文大会助理会牧）
在我青少年时期， 接触了《文桥双月刊》， 开始了阅读属灵书籍的习惯；后来《青春路》的出现，更让我爱上阅读。当时基督教的读物少，所以印象很深刻。后来我也参加由文桥主办的写作营（当时巴色会一些牧者也有参加），于是建立起对文字的感情，过后也不时逼自己读书。沙巴的书局少，文桥出版的书籍，有时要订了寄过来。直到今天，我还是维持着这阅读习惯——但钟爱纸版书籍，即使现在有电子书，我还是选择纸版的，读起来感觉不一样。
我觉得，现今人们大致上都不爱读书；看看杂志、重点阅读还可以，所以推广阅读是很艰辛的。但我们不放弃，去年教会鼓吹读经运动，而且有奖励，一年读完66卷书，交出进度表，即可得奖金。巴色会中文堂大部分堂点，都设有图书馆，也每个月按期介绍属灵书籍。
新冠疫情之前，我们教会隔年就会跟文桥配合办书展，巴色会的吴美美牧师及郭嘉妮姐妹也有在会场担任说书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