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专访】马来西亚首间中文基督教会

——槟城车水路福音堂华文教会（1860-至今）

受访：陈喜生、谢雅各（槟城车水路福音堂长老）
采访、整理：又青

从弟兄会运动开始

166年前，马来西亚首间中文基督教会在槟城创立。1860年至今，槟城车水路福音堂做成了许多重要且影响深远的福音工作。

19世纪初，华人先辈漂洋过海下南洋，西方宣教士也相继来到马来亚，学新语言，走乡路，以生命事主。

1860年，也即“弟兄会运动”开始后34年，约翰•哲曼（John Chapman）夫妇受布里斯托尔的毕士大教会（Bristol Bethesda Chapel）差派，于1859年离开布里斯托尔，隔年1月抵达槟城，展开福音工作。而第一间教会就设立在华盖街（Farquhar Street）门牌35号——英语、闽南语、华语聚会，同时进行。

掌握多种语言的宣教士

早期宣教士能掌握多种语言，像哲曼抵槟后学起马来语，第一次受浸的10名信徒中，竟也有马来人。然而，后因政治因素，传福音重点转为从中国南下的华人。1868年，约翰•哲曼夫人因体弱之故，举家迁往澳洲定居，此后英国布里斯托尔都未再参与马来西亚弟兄会宣教工作。而其他陆续到来的宣教士多来自纽西兰、澳洲及苏格兰。

1866年，英国的威廉•麦当纳夫妇（Mr. and Mrs. William Macdonald）远渡重洋，参与约翰•哲曼在槟城的宣教工作，长达44年。期间，他往返于槟城、太平、大山脚、吉打等地传福音。1898年，为招募更多宣教士，麦当纳亦到纽西兰向当地教会传递异象，当中5人回应，进一步推动了马来亚宣教工作。

神预备的宣教士

以槟城车水路福音堂为宣教起点，约一个半世纪以后，1994年，全马已设46间福音堂，都是独立运作。早期宣教依赖西方宣教士，而他们不惧陌生环境、地理文化，深入人群，使当时普遍信奉民间信仰的华人，第一次接触福音，生命得改变。如：

1880年的贺克先生（Mr. Hocquard），在槟城协助麦当纳夫妇几年后，转至太平开荒。他经过许多泥沼地，抵达锡矿工人住家，一面借着卖书，一面传福音。不久，40多位信徒参加聚会。

1904年，威尔孙夫妇（George Wilson）在金宝开拓福音事工，而当时怡保是新市镇。威尔孙先生经常骑脚车到怡保传道，同时物色地点作为宣教基地。1913年，途经一处荒芜树胶园，兴奋得停车跪地祷告，求神赐予此地。隔年，世界第一大战爆发，建筑材料稀缺，但威尔孙夫妇仍筹足资金购地。1915年，建成一座双层“宣教之家”，怡保以琳福音堂就在此时开始聚会。与此同时，建设孤儿院，收留多达60多名孤儿。

19世纪末，女宣教士兰伦诗（Mary B.Langlands）在吉隆坡开始福音工作。她为女生建校，提供了当时实属难得的教育机会。后与当地华人基督徒商议，1893年开办了首间女子英语学校，命名“华人女子学校”，反应热烈。

1860-1900年间，共45位弟兄会宣教士在马来亚服事；1900-1940年，则增至85位宣教士。神借他们成就的事工，未能一一尽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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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喜生长老和谢雅各长老翻着眼前纪念手册和资料，回溯上两个世纪车水路福音堂历史。他们说，好些珍贵历史资料从缺——弟兄会始终是个“运动”，非宗派制，各教会独立运作，历史资料也没有系统性地建档保存。除了重大事件编入各教会年史，一些轶事小史，多是靠上一代口述流传。

非常时期，本地信徒兴起

日据时期，外国宣教士事工被迫停止，当时只有少数宣教士成功逃往澳洲；有的逃难中被拘捕或杀害。其他留在马来亚的宣教士，则疏散到新加坡樟宜监狱。 ^[1]他们当中，包括1921年开始在槟城车水路福音堂事奉的亶实理（S.S.Adams）弟兄及柏利斯（F.Blick）夫妇。

非常时期，本地信徒兴起带领，其中包括王峙、陈华锦、王学全、撒母耳（J.Samuel）、英格拉姆（Ingram）、郑沛然及杨剑雄等人。在这动荡、紧张的战争时期（1941-1945年），主也将信的人加给他们，约60人。

日本投降后，宣教士回到原本岗位服事，并开始着重栽培本地信徒。1947年，槟城车水路福音堂开始举办第一届英语圣经班，栽培青年信徒。1950年，开始第一届中文圣经班，至今不辍。为应付长期使用需求，1963年建成基督徒灵修所，作为栽培、门训场地，使用至今。

战后事工发展

战后，车水路福音堂事工渐趋多元：

一、亶实理弟兄带领每周一次的监狱布道事工，狱长是当年在新加坡一同坐牢的朋友。

二、十九世纪末，英殖民政府把麻风病人隔离在“木寇山”（Pulau Jerejak），因此又称“麻风岛”。 车水路福音堂的许迪俊长老和太太温莲丝姐妹，当年曾跟随传道人进入岛屿，参与福音工作：

“那时我们是中学生，跟着余福祥长老和亶实理弟兄，从双溪里蒙格吉（Sungai Nibong Kecil）乘小船渡海。岛上有位患麻风的长老，住在里面很久了。船靠岸后，传道人就去敲钟，他们听见就知道我们来了。”

岛上约有60名信徒。六十年代末，麻风院迁至雪兰莪双溪毛糯，探访事工也跟着停止。

图源：槟城车水路福音堂80周年纪念特刊

三、教会曾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六及元宵节晚上，在新关仔角（Gurney Drive）举办露天聚会，以大光灯照亮黑暗。他们把写满歌词的布条挂上教会福音车身，有人唱诗，有人分单张，之后还有福音信息。福音车装有广播机，有些人在远处驻足而听。露天布道进行了约十年，后来政治气候改变，便停止了。

除此，他们也进入社区和医院分派福音单张。他们预先调查当地人信仰背景，做足功课，才预备适合的单张，展开行动。林金川弟兄在80周年纪念特刊提及，当时他们向病人逐一传福音，每年可收到大约20张非信徒回应，表示要信主。纪松川弟兄也说到，60年代教会曾在打枪埔（Padang Tembak）露天布道。根据记载，他们也在Cheeseman Road住宅区开办了主日学，发展成日后的爱莲玉福音中心。

五、1950年，费理璧（A.E.Phillips）夫妇从中国来到槟城，并开办以马忤斯中心。费理璧邀请何强安协助把两项课程译为中文，并由余福祥于1959年办理中文函授课程。1973年，课程转交吉隆坡福音堂邱子昂长老继续推动。

六、学生事工。林金川于1963年在钟灵中学第一届退修会信主。当时的学生团契成员大部分来自车水路福音堂。当时，长辈们给予青年人很多事奉机会，他所在的学校“圣经研究会”，9个职员中就有8个来自车水路福音堂。

而早在40年代末，教会几位大英义中学生开始了学生祷告小组。他们在陈华锦弟兄家里集合祷告，下课一起灵修。后来圣乔治女校和其它学校也开始了类似小组聚会，促成基督徒学生团契。车水路福音堂早期也曾支持并负责带领学生小组，并因此带动教会青年人数增长。

而在更早之前，1928年，福音堂也曾与油较路卫理公会、圣公会教会领袖，共创槟城协和学校。

七、四十年代，电台有福音广播，车水路福音堂也曾参与。1943年6月13日，第一篇电台福音信息由王峙弟兄传讲。然而，马来亚独立后，事工也停止了。

其它事工还包括短期圣经学校、查经班、传福音建立教会等，其中车水路福音堂开拓的教会共3间：北海福音堂、爱莲玉福音中心、双溪里望福音中心。

真理传承与今日挑战

车水路福音堂最后两位宣教士是亶实理和费理璧，他们事奉至1963年。

“我记得小时候，还有西方宣教士在我们当中，他们会说福建话或华语，但到了七十年代，他们年老退休，以后就再没有宣教士在我们当中了。”谢雅各说。

陈喜生认为，教会最重要的传承是真理教导。然而，今日最大的挑战是新一代如何持守信仰，及教会传统方面的挣扎。

“有人说：‘你们很古老、持守很多传统’，但对我们而言，这并非传统，而是真理。举例，我们坚守每周日守主餐、姐妹蒙头等教导。”

他认为，对真理的理解和实践，应当是超越时间的，而非随时代与环境而变化。

“我们遇到的挑战，还包括教会内部的、教义分化产生的影响。第一次是六十年代的讲方言运动，本堂一位长老和一些弟兄姐妹受到影响；第二次是近期，受改革宗神学的影响，约三分之一的人离开了本堂，他们大部分是职青。”

二级保护古迹建筑

1938年，车水路福音堂从华盖街迁至车水路，2007年与英文部商讨后，将该地段一分为二，以解决空间不敷的困难。中文部保留了旧礼拜堂，并在后面空地兴建教育楼。2010年完成所有工程，11月6日献堂。

车水路福音堂静立繁忙街道旁，院内一棵鸡蛋花树，轻轻落了一地乳白，悄然无声。

“早期车水路福音堂栽培不少优秀的领袖，后来去到各地服事主，但那是七八十年代的事了。今日教会青少年流失严重，这也是我们关注的问题。” 陈喜生说道。

疫后聚会人数减少，加之内部分化，并许多早期活跃事工已经停止，如何整顿重新出发，迈向“弟兄会运动”200周年，是当前所要思考的。那旧礼拜堂因政府划入二级保护古迹建筑，不得拆建，于是“被”留了下来，矗立原地，静邀后来之人，回溯历史高低起落，寻求主意，眺望未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