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步一脚印，实现神蓝图——巴生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原住民事工（20.03.2025）

受访：童贵顺、陈存帆
采访/摄影：吴兆慧

“有个原住民村庄，村民做了同样的恶梦——巨人从森林走出来，将他们杀害。原住民牧师前往探访时，得知村内有多起非自然死亡事件，村民害怕不已，向牧师求助。”

2010年，童贵顺（Eric Tong Kooi Soon）与时任吉隆坡卫理公会（旧称“吉隆坡卫理公会福建堂”）蔡山牧师（Rev Dr Chua San, Mark）聚餐。参与原住民事工的蔡牧师向童贵顺提起原住民所面临的状况，再问道：“你愿意尝试做这事工吗？”当时，童贵顺给了蔡牧师一个“标准答案”——“你让我先回去祷告”。

童贵顺祈祷，若担起原住民事工是神的旨意，求神赐他两名愿意同工的弟兄，以及一辆四轮驱动车，以方便他们进出村庄。一周内，神应允了他的祷告——两名教会弟兄自愿参与；其中一名，还拥有一辆四轮驱动车——好吧，既然神回应祈求，我愿意顺服！

经巴生卫理公会时任主理兼宣教部主席杨锺禄牧师鼓励，童贵顺、陈存帆与詹国顺，由蔡山牧师与王秀美（吉隆坡卫理公会时任原住民事工主席）陪同，一同进入彭亨州柏道的原住民村庄，了解当地人需要。

3个月后，即2011年1月13日，“巴生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原住民事工”正式启动。

巴生堂原住民事工简介

柏道（Pos Betau）是原住民重新安顿计划（RPS）其中一个区域，村民为森脉人（Semai）。据悉，西方传教士曾向当地人宣教；多年来，卫理公会先内宣教议会（Persidangan Misi Sengoi Methodist）也到当地提供援助。巴生卫理公会原住民事工团队随后进入“领养”数个村庄。该区有18个原住民村，每个村庄有100至300人；其中有约一半村民为基督徒。

巴生卫理公会原住民事工启动时，先是与吉隆坡卫理公会、甲洞卫理公会、巴生浸信会的团队联合服事。2014年，甲洞堂“领养”其中一个村庄，巴生堂与福建堂则轮流服事数个原住民村。巴生堂负责每个月第二与第四个周末的服事，一次是一日服事（one day trip）；另一次则在村里留宿一夜。

身为事工主席的童贵顺发现，他们服事的原住民虽然大部分为基督徒，却没有《圣经》，主日崇拜人数极少，也未设有主日学。柏道有3位原住民牧师，负责牧养8个村庄。因收入微薄，牧者必须外出工作，只有周末有时间进行牧养工作，因此村民在信仰上需要更多牧养与栽培。

初期，他们决定从主日学事工着手。约两年后，他们成立成人事工、团契，向村民分享神的话语。基于马来文基督教材料不易找，团员通常自行预备材料，再从网络找合适的配图。

出发前一至两周，团员会先开会，商讨如何向学生传达信息，以确保方向一致；童贵顺则负责安排工作。“我们会尽量让主日学老师固定教导同一批学生，让他们更熟悉彼此，建立关系。”

原住民事工从起初的“3人”团队渐渐增加，如今每次出队的人数平均20余名。服事当天，他们于早上8时从巴生出发，耗约3小时半抵达目的地。之后，他们分批到各村庄带领活动——破冰游戏、敬拜赞美，随后再分成小组，进行成人团契、主日学活动、探访原住民、预备餐点等。

大部分参与活动的原住民为妇女与小孩，成年男性似乎没有兴趣参加。“可能因为害羞，也可能担心其他人说他们是为了吃而来，也可能因无心听神的话。”

团员在处理食材、烹煮时，邀请当地妇女一起参与；若是在村里留宿，空闲时，团员也会与当地人到河边嬉水，与原住民建立关系。

2020年，冠病疫情在大马爆发后，原住民事工被迫暂停；直到2022年，疫情缓和，巴生堂逐步恢复原住民事工。

“疫情爆发那两年，我们失去了许多与他们相处的时光。期间，村里更爆发了‘婴儿潮’，我们回到去，多了一批从未见过的3岁孩童！”

提升原住民教育程度

服事原住民第三年，童贵顺发现他们的教育程度堪忧。

村庄附近有一所政府学校，供一年级至中三学生就读。但，大部分学生频频缺课，有的到了五、六年级，仍不识字，甚至连名字也不会写；而固定出席的，有约80%为女生。许多原住民中学生的大马教育文凭（SPM）考试成绩“满江红”，许多“G”（不合格）、有的更是“TH”（未出席）。

为了提升原住民的教育程度，童贵顺设立了25年异象。前10年，从幼儿园开始栽培学生，直到小学毕业；后15年让他们顺利完成中学与大学课程。他想，若25年后神恩待他，他便有机会出席学生的毕业典礼。

2014年，3名大马教育文凭考试成绩尚佳的原住民，到MCKL（Methodist College Kuala Lumpur）修读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，成了村里首批升上大学的学生，学费由卫理公会教育理事会资助。随后，团队于劳勿区设立一间宿舍，让有需要的原住民中学生居住。2017年，他们再到另一个原住民村创办幼儿园，其中两位幼儿园老师，便是完成幼儿教育课程，学成归来的大学生。

自从设立了宿舍，中学生的学业表现也有所提升。2022年，数名学生升上大学，其中一人甚至到双威大学修读信息技术（Information Technology, IT），是村里第一位修读这科系的学生。

“当年，为何传教士会设立教会学校（missionary schools）？若是没有教育，我们无法改变一个人。我们可以向他们分享福音，但若未受教育，他们不会进步——无法读圣经，也无法教育下一代。”

童贵顺出席最初3名原住民的大学毕业典礼时，忽然惊觉，他的计划是从幼儿园开始培育原住民，直到大学毕业；但神的计划却与他相反——先栽培第一批大学生，再设立宿舍予中学生，最后，才创办了幼儿园——“神的作为真奇妙无比！”

即便拥有“成功”案例，团队在教育方面仍面临挑战：一，原住民不注重教育，若孩子不想到学校上课，父母也任凭他们；二，许多原住民在青少年时期结婚组织家庭，之后需要照顾孩子，无法继续升学。

原住民的就业问题

采访时，陈存帆（Tan Choon Phark）是原住民事工的财政。当初，他秉持遵行“大使命”的精神，毫不犹豫地加入原住民事工；他的座右铭是“别光说不做”（don’t be a NATO, “No Action Talk Only”）。

这些年，随着当地森林被大量砍伐，原住民的传统生计受影响。陈存帆极其注重原住民的就业问题，希望他们有稳定工作，自力更生。但是，大部分原住民的教育程度底，谁愿意聘请他们？

疫情期间，外劳短缺，许多工厂缺员工。教会一名姐妹有意聘请原住民，可陈存帆有些犹豫，他不确定原住民是否愿意，更无法保证他们能胜任。岂料，一问之下，超过40名原住民愿意到工厂工作。

有父母担心，孩子到城里工作，安全吗？曾有原住民到城市被欺骗、被抽取佣金，导致他们认为城市人都是“坏人”。陈存帆安抚他们，让他们不用担心——“这13年的相处，让我们建立了信任。”

陈存帆为他们安排住宿，与教会姐妹商讨工作岗位，还像“爸爸”一样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。然而，原住民习惯了惬意生活，每天睡至自然醒，有时候甚至以“懒惰”为由缺席工作。

“挑战的是，我们不能责骂他们，否则他们一走了之，只能以‘爱的教育’不断劝勉、鼓励他们坚持下去。”

曾有位原住民，到市区工作不久便想回家，陈存帆提醒他：“你不是要买一辆摩托车吗？你的目标还未达到，现在就要回去了？”那人听了，继续留下，直到存够钱，买了一辆摩托车。

至今为止，约有30人仍坚持在厂里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