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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年报业路(04.09.2022)

文:黄启城
1950-1960年代,砂拉越的黄启城从派报童、“路边社”记者,再到政治部召见的共产报记者——见证《诗华日报》《新民报》《砂拉越晚报》《越声报》兴衰起落。以86之龄,出版了他的《恩典不削弱,留痕犀鸟乡–农村、木山与神的家》——看一个神恩覆盖的年代。

我个子小体弱多病,在农村里被讥为“毛出式”(福州话说没有前途的野孩子),我也认为整天向树胶头碰、 野地里窜,会有什么“出式”呢?
十六岁之龄,宗叔介绍我到诗巫去,在杂货店里当学 徒,只待了二十八天,就到报馆担任派报童,城市生活趣事、轶事一箩箩。
一般上,华人社会十八岁才算成年,可以自由离开父母出外去。我十六岁在农村就呆不住,对妈妈说:“我要去诗巫市镇,在杂货店里当学徒。”
这样过了一个星期,有天傍晚,我远房叔叔来访,带我出去走走。原来他接管了《诗华日报》业务,要我去当派报员,给我包住不包吃,月薪壹佰贰拾元。想想这是我现在的三倍呀!但工作才一星期就要辞工吗?叔叔迟疑一下也觉得,在道义和信誉上说不过去,那就再考虑两三天吧!
晚间反复思想,那时我信主不久,对上帝的话语还不很认识,只记得牧师说:“凡心中有难解的事,都可以带 到主跟前,向祂祷告祈求。”还好妈妈说出门必定要带《圣 经》,第二天起身就翻《圣经》,一眼看到“在你一切所行 的事上,都要认定祂,祂必指引你的路。”(箴3:6)。于是一整天默默祷告,求主引领。第三天午餐时,我很不好意思地对老板娘说:“我要去找其它工作可以吗?”她很随和地 说:“如果有更好的工作,当然可以呀!”
就这样只干了二十八天,很感恩老板娘也给我一个月满薪,就兴致勃勃到报馆去当派报童了。

派报童生涯

派报童是地位最低微,工作最艰辛的差事,每天清晨四五点,抱了一大捆报纸大街小巷去派送,雨淋、狗追、跌倒、遭人白眼等等都是常有的事。五十年代的诗巫,店屋只有一两百间,一两个钟就派送完毕;但有的捆了要 送去码头,寄往外埠;再有一些派到市郊,如:新珠安(Sungai Merah)、木杰立麻(Bukit Lima)、南兰律(La – nang Road)、大群小学一带等地。忙了一个早晨,十一二 点才闲下来,满身黑乎乎的像个窑匠,因为当年的油墨品质差,一染到,什么衣都变成黑衣了。
下午比较空闲可以午休,只有月头收报费,或有社会贤达喜丧事,才大举出动,向各商号招刊广告,这也是报社收入的一部分。还有晚间叠报纸也很费劲,因为早年印报机只能单面印刷,所以对开版面就要翻过来再印,这样翻来翻去,有时翻到十多点才能上床安眠。报馆由许多部门组成,派报是发行部,要经过编辑、采访、捡字、拼版、校对、印刷等工序,才能将一份报纸呈献予读者。如此看来,在报馆也有许多工作技巧可学习的。
我生来就是好动的小精灵,也没有午休习惯,完成分内事就到各部门去窜,有时也到编辑部去。主编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者,为人和蔼可亲,是一名烟鬼,很常要我为他买香烟、叫咖啡之类,我也随叫随应,所以他很疼爱我。我对文字极有兴趣,他也曾教我写文稿,他这样有学问,一天可以写许多篇,我真的很尊敬羡慕他。其他部门如捡字呀,校对呀,我也常常去观摩学习,因此都有些认识。有时人手不够,我也去帮手,如此常常得到我叔叔夸奖:“小小年纪努力学习,将来大有前途。”我听了乐呵呵的,很满足。
工作一年多,同事之间打成一片,其乐融融。不过,我没有学问,只能是一名小职员,前途在哪里?于是,身上有了几百元储蓄,就想回去念初中。我见过校长,他看了我六年级的成绩表,年纪又这么大,就让我直接念初中二,如果成绩不好,明年留级再读。离开学还有一个多月,叔叔要我做到月尾,还多给一个月薪水以示鼓励。我这远房叔叔既有心,又爱我,我由衷感激,毕生不忘。
初中二与六年级的课业有天渊之别,除了对华文没压力,其它如史地数学,课本厚厚的,看了心怕怕,只有痛下苦功。第一季度考试成绩,超过六十巴仙都是红的,我很沮丧想退学,可是校长张公陶老师很有爱心,极力劝勉鼓励,我才勉强再试。
领了满江红的成绩表,思潮起伏,校长的劝勉交织脑海里。晚餐时妈妈见我心绪不宁,无心用餐,就问起有什么烦忧。她听了,唉一声说:“没有问题,传道不是说,任何难事都可以向主祈求祷告吗?”我恍然大悟,想起“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,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” (箴9:10)就寝时我反复思想,就向耶和华迫切祷告,求主赐智慧,让我在艰苦的求学道路能有所成就。
主垂听祷告,下半季课业突飞猛进,年终考试竟然大翻转,只有几何一科还是红的,顺顺利利升上初三。成绩进步,信心也倍增,可是经济问题接踵而来。
南北韩战争结束,树胶价格随之下泻,胶农生计顿陷窘境。我的生活费全靠树胶,如此这般,哪里还有心读书,对年终的全砂统一考试信心全失。因为考试要前往民丹市区(又称“民那丹”,六十年代改为“民丹莪”)的开中中学,考试费全包(船费、伙食费也算在内)也要五 十元。但我两袖清风,缴费日期到了还无法筹得,就想放弃参加会考,结束求学生涯。
然而,上帝真有美意,本来,同村两个级友为了我, 也想向董事部求助,等考试后才想办法慢慢缴还;我却垂头丧气说:“成绩不是很理想,我没什么把握,不能毕业何必浪费金钱。”但他俩说做就做,找了董事长,董事长查看后,发现我的用费已缴,查明原委乃是我的英文主任李敦峤老师,知道我的状况,暗地里为我缴了。第二天, 我去宿舍找他,只差没有下跪,流泪连声说:“感谢!感谢!再感谢!”

学业事业两头空

这中学会考,本来我没什么信心,但既然花了钱就要下苦功,求取得到毕业证书。于是天天祷告,求赐聪明智慧的主保守,完成这基础教育。当成绩公布,我带着侥幸心理去看看,岂知考获中上的乙等成绩,真的欢喜若狂。
这红彤彤的初中毕业证书,在那年代算是很了不起, 人生也就有了转捩点,这里请我当小学教师,那里请我当合作社的秘书,我却选择到民丹去,当宏昌书店的销售员。我对这职业蛮有兴趣,因为可以每天在书堆里钻,书店的翁老板善良慈祥,对我这后辈也疼爱有加,有关做生意的技巧,他都悉心教导。
这样过了九个月,当《诗华日报》被人接管后, 热衷于新闻事业的叔叔偕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,又创立《新民报》(当时被称为共产报),再聘我任发行课课长,专责安排派送报纸,包括本外坡并推展业务。上任两个月,因为工作早上有段空档,于是再兴起读书念头。我跟叔叔商量,稍微调整工作时间,让我去卫理高级中学念高中。
学校上课是早上七点到午间一点,我工作是早晨五点到十二点。其实七点过后,早上的工就做完了,下午是一 点半到五点,我要求调整为:早上六点半下班,下午二点 上班;再跟下属、同事商讨后,他们都乐意帮忙接下未了的工作。于是,我再做工读生,背起书包上学去。
学业与工作两头忙,个中苦况可想而知。而常言道: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,左倾的《新民报》 才创办九个月,就被政府政治部查封,勒令停刊。社长也是我叔叔,判以“不需要人士”罪名(编按:“不需要人士法令”在1950年11月21日的砂拉越立法议会通过,行动有碍公众利益的,可将之驱逐出境),驱逐出境回中国大陆,多名员工也被冠以红色分子,受到秘密监视。
我失了业,经济无从筹措,只好停学。一生求学之路——跳级、留级地度过七年半工读生涯(小学四年,割树胶、做家务,下午读书;初中两年半,割树胶、养猪, 下午读书;高中一年,报社文员兼校对,上午读书)—— 也画上休止符了。

一波三折寻工记

失学又失业,连巢都没有了,只有厚颜回去见老妈妈。她却安慰:“没问题,家里也有得吃,等待机会再出 发吧!”所以我又操着胶刀割胶去,在农村里天天思潮起 伏,也过了两个多月。
一日收到古晋朋友的来信,《前锋日报》要聘请一名校对兼见习记者,他认定我必能胜任。可是,五十年代电话还不普遍,紧急时要到邮电局去,收音效果也不好,听得“有全没半的”(福州话,听不清楚的意思),费用也高,所以很少人使用;书信邮寄只有平邮,靠商船来去。 当我收到这信时,高兴得不得了,但已过了两星期。我匆匆忙忙收拾细软,由民丹搭海轮,花一天一夜到达古晋, 但这项工作早给人捷足先登了。我沮丧又无奈,生活也无着落。惨哉!

报社后门溜走

感谢主!这名相交尚浅的朋友,很热心地助我一 把,吃住暂由他负责。他是印务馆员工,住在宿舍,只有一张床,我俩大衾长枕了一星期。他是中国上海回来的经济师,我们在诗巫时也见过一面,因为他常来报馆拿报纸。后来,他去了古晋发展,创办砂拉越晚报,内容偏重花边新闻,以及一些“路边社”的道听途说;编辑部、发行部一手包办。听我说出困境,他很乐意请我为他接收电讯(我函授学过速记),也撰写一些特稿。
办报纸真是不容易,创办只两个月,经济就捉襟见肘,员工薪金都难发放。我也同情他,每个月只支取基本的生活费用。工作了一个多月,他要我写某神坛住持,某神棍的荒淫生话。我明查暗访,道听途说写了一篇特稿, 影射这神棍后坛佳丽十多人,个个燕瘦环肥,不知有何神术驾驭得服服贴贴,让他过着帝皇般的生活。我亲眼目睹 他那又长又弯的指甲;还有吃饭方便都靠这班佳丽服侍, 各情节巧妙描述,人看了形容这是唐明皇再世,欣羡不已。
可是,灾祸临头我还不自觉——他看了勃然大怒,晚间纠众兴师问罪。我在印刷部,收到通知就从后门溜了, 不敢再回报社。第二天,这一众人又来报社,要老板交出真凶。老板骗说,这小子昨天收了广告费溜得无影无踪, 我们也正找他,据说已逃回诗巫。那么他们要老板负责, 没办法只好答应找到人即刻通知,还刊登道歉启事,申明报道只是无稽之谈,不足为信。
从此我不敢露面,工作只个多月,可怜兮兮地又失业了。正在痛苦愁烦,又得一民丹朋友介绍,到第二省浮刹和丰火锯厂去,任职销卖部售货员。

在《越声报》当记者

正在享受生活,我又接到诗巫前同事来信说:诗巫又有新报纸《越声报》,将于下个月创刊,有意聘请我当采访主任(记者)。我欢喜若狂,但工作在身,怎能说走就走?于是随船回信接受聘任,言明要一个月才能赴任。
另一方面,我即刻向经理辞工,他也知情达理,还恭喜我找到理想的工作。不过他申明,找到新员工才可以离开。我心有所属,认为一名朋友可以胜任。于是,受聘信与代聘信一并寄去诗巫,朋友马上就来试工,他懂些马来语,只花一星期就胜任愉快了。
如此,我还提早一星期到诗巫赴任。凡事起头难,全体员工忙里忙外一个多月,《越声报》终以崭新面貌呈献予读者。喜新厌旧人之常情,《越声报》创刊伊始,一纸风行好评如潮,全体员工喜出望外。
其实,《越声报》有超过五十巴仙员工都是前《新民报》班底,全套器材设备也自《新民报》顶过来。编辑部除了我,其他都是年轻的新人,而那年代的年轻人多数思想左倾,所以报格言论也是左倾的。这也迎合当时社会态势,所以销量与日俱增,管理层笑逐颜开,员工工作更起劲。
那时候,《越声报》才火红几个月,市景渐趋萧条,报份随之下降,只两年多,公司经济就陷困。我这憨小子同情公司情况,每个月只支取基本的生活费用。我预算订婚费需要两三干元, 就预先向公司说明,某月日需要支取积存款额。 当时经理朱初发也说,市面有几千元广告费,应该没有问题。佳期将至,经理却说:“很对不起,广告费收不到,只能给我八百元。”乍听之下真的气炸了。要改期?无颜见人。真是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(金钱)。
家婶听见,就四处张罗,凑足数目交给我,还特别申明这是借的,要按月摊还!如此借钱娶老婆的消息在亲友中传开,留为笑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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